泰安烤富硒地瓜的地方（泰安地瓜种植基地）
十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作为获奖作者参加在新泰楼德举办的第七届泰安作协文学周活动，第一次走进楼德煎饼博物馆，没想到煎饼有这么多典故。1938年，楼德镇辛庄陈善义、葛常新自带煎饼数十斤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解放战争时期，楼德33个村奋力支前，累计为前线将士供应煎饼等供给10万多斤。战争年代，有的地下党员曾以煎饼作为党费，有的把书信写在煎饼上传递。
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寿光。小时候我跟随父母随军从寿光到莱芜又到泰安，来泰安之前，我没有吃过煎饼，我的老家寿光是吃饼的。
我的故乡是农学家贾思勰的家乡。一片大平原，农业发达、民风淳朴。
1939年，日军第五师团和一个骑兵连向鲁北扑来，鲁北全面沦陷。日本鬼子和狗腿子逼迫姥娘的村庄每家每户给日本人擀饼，善良淳朴的村庄就像擀面杖下的面团一样被碾压、被奴役。但日本人不知道的是在我的老家有一种饼叫“杠子头”，坚硬无比。在抗日战争期间，姥娘的那个村子出了不少八路军，没有出一个汉奸。解放后，村子里好几家都挂着光荣牌，母亲看到村西头的杨化村家的大门上挂着烈属的光荣牌。杨化村曾任中共第七区区委书记，他的名字留在了县志里。
1947年的一天夜里，姥爷怀揣着姥娘给他烙的饼，参加了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山地运动歼灭战——孟良崮战役。
如今，年近百岁仍然健在的王政委和母亲说起在家乡那片土地上战斗的经历，谈笑间，早已樯橹灰飞烟灭——
我没有出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没当过兵，但是我却是吃过军粮的人。父亲所在的部队参加了1986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过那时的军粮已是压缩饼干和罐头了。不过我又不算是一个真正吃过军粮的人，没有经历过战火和硝烟洗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生离死别，怎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吃过军粮的人呢？我记得那时我看过一本书《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在战场上牺牲了以后，他的母亲梁大娘一路颠簸从沂蒙山区来到部队，吃饭时从包袱里掏出碎成渣的煎饼来，那还是煎饼吗？那碎成渣的是一颗母亲的心呐。百万大裁军后，父亲转业，但很不顺利，想回老家工作，安排的不如意，又调回泰安。当时我在泰中上学，住校。有一天父亲来找我，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穿蓝色的中山装，我从小到大都是看他穿军装的，父亲跟我说起给妹妹办转学的事情，妹妹当时在部队附近的十二中上初中。父亲先到泰中，不要；到一中，一中说，我们是实验班，来了跟不上；二中说，我们的学生已经很多了，好的孬的都不要。我静静地听父亲说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目送他瘦削的背影远去——
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心情也许就如鏊子上的煎饼吧。
那以后父亲又来到泰中，跟学校说起我，没想到学校同意了，但要经过考试。那是一个冬天，天气很冷，我下课时在教学楼的楼道里见到妹妹，她要去实验室考试，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时间说什么。妹妹叫晓梅，但是大人们小时候都叫她铁梅，黑亮的大眼睛，黝黑的皮肤，红扑扑的脸蛋。母亲说妹妹上小学时还不知道学习，横竖不懂。妹妹最终通过了考试，但是哪一个班都不要她，最后是六班的班主任收留了她。谁也没想到，两年后妹妹被保送了高中；高考前夕，妹妹回家痛哭了一场，保送山大的名额给了别人。她踏入考场，考进了北京大学。一年后北大给泰中发来了喜报，因妹妹的优异表现给泰中又预留了一个保送名额。大学毕业，保送研究生的名额又给了别人。这次她没有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北大中文系招收两名研究生，她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批前往南洋理工大学就读的研究生。泰安煎饼也随着她走出了国门。我们全家去新加坡植物园，在兰花园外的商亭小憩，我拿出随身带的煎饼，分给家人。旁边的一位女店员突然问我们，你们吃的是纸吗？母亲笑了，赶紧递给那位女店员一块煎饼，告诉她这是中国的煎饼。她低头咀嚼了几下说，香港也有煎饼，但是和这个不一样。不知煎饼是否勾起了她的乡思？妹妹又去香港读博士，泰安的煎饼又去了香港。她后来又去了马来西亚工作，煎饼又飞越重洋——
这次来到新泰楼德，听同行的在泰安工作、老家是新泰的人说，新泰的煎饼比泰安的好吃。可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呢？宴席上，新泰本地的刘老师让我们猜，吃的煎饼是什么做的，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玉米。刘老师咂摸了咂摸，说是小米和玉米做的，而且摊煎饼的人技术很高，而且很可能是个男的。大家又说起摊煎饼的事。泰安人都吃煎饼，但是有的工具叫法不同。摊煎饼的油擦子，楼德方言是油褡子，汶口叫油布子，省庄叫油褡拉，寿光也叫油褡拉。母亲最近看了泰安方言志，寿光方言和泰安方言1/3多是一样的。摊煎饼还很辛苦，现在有了煎饼机，但是味道不如手工的好吃。不管是饼还是煎饼，都是手工做的好吃。为什么呢？手工的好吃，大概就好像是人的能量和情感能注入食物中一样。煎饼不光是手工的好吃，而且煎饼里边的学问也挺大的。有的是纯糊子的，有的是玉米面用开水烫的。那样的就不如纯糊子的好吃。可是最终在宴席上琳琅满目的菜肴之中，一小碟煎饼竟然还剩下了。而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份“分家契约”上记有“鏊子一盘，煎饼二十三斤”，这份“分家契约”是1967年在泰安省庄镇东羊楼村发现的，那时的煎饼还算得上是一项财产呢。
我是摊过煎饼的人，多年前在泰山上执勤时，在中天门以下四槐树处有个煎饼摊，洗的水灵灵的大葱、旁边还摆着脆生生的萝卜、碧绿的黄瓜、红艳艳的西红柿，一条很细的水管从山上接过来，淋着山泉水。鏊子上热气腾腾的玉米煎饼香喷喷的，直往登山人的鼻子里钻。山上的煎饼不大，比平常的煎饼小一圈，但是却香的让人忍不住卷上一个吃。游客爬到半山腰处正是饥肠辘辘，人困马乏之时。摊煎饼的人忙不过来，我帮忙摊了几个。但我终究不是靠摊煎饼讨生活的，未曾品尝过摊煎饼的艰辛，怎能算是真正摊过煎饼的人呢？
原来我经常买煎饼的一家是在红门路上的“多维煎饼”， 这家店是新泰来的范师傅开的，红门路拆迁，他也不干了，说太累了。他只做小米豆子煎饼，不摊别的煎饼，也是为了保真。小米淘干净、泡透，黄豆泡透。小米是生的、熟的掺在一起，黄豆是生的。按比例掺在一起打成糊摊煎饼。不放熟小米不好摊，也不好吃。打下糊子一个小时之内摊是甜的，一个小时以后摊就是酸的。晚了，就发酵了。酸了，也不是坏了，就是自然发酵。夏天糊子更容易发酵发酸，和着摊煎饼人滴下的汗水，煎饼往往是酸的。不发酵的煎饼是原味的，吃起来口感是甜的。母亲爱吃甜煎饼，我就经常买他的甜煎饼。有天下午下班后,我买了煎饼去幼儿园接孩子，把煎饼落在教室门口了。第二天一早再去问时，老师们笑着说，不知道煎饼是谁的，真好吃呢。摊煎饼一坐一天，就那一个动作，也快不上去。洒水也是一个技术活，喷雾，不大不小，不干不湿。水是用凉开水。我几次又遇到范师傅，问他是否还摊煎饼？他都摇摇头。他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在派出所帮忙。我终究也吃不上他亲手摊的煎饼了。范师傅的儿子也不干这个活，太辛苦了。去别处打工了。只是可惜了范师傅的手艺。我向范师傅请教摊煎饼的事，但即使是范师傅面授机宜，我也成不了煎饼侠了。现在泰城很多地方都是机器煎饼了，据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粮局推广过煎饼机，但泰城人都不认。但如今煎饼机摊的煎饼还是逐渐占领了煎饼市场。机器摊煎饼像造纸一样,摊的煎饼面很平整，刹筢子刹的紧，摊起来漂亮，吃起来柴。手工的，筢子松、口感好。
我想再次尝试一下亲手摊煎饼，周末上了岱顶，那里有几家泰山名吃“煎饼卷大葱”。现在摊煎饼的鏊子也是电动的了，可以自己转。电鏊子旁边有三个纽，可以调速度、热度还有转向。如今即使是手工摊煎饼也省了不少力。用舀子倒上糊子以后，用筢子一圈一圈慢慢地推，直到把煎饼摊匀。干后用一个小铲子沿着边儿，轻轻的撬开，揭下，然后用喷壶洒水。然后洒一点油，用油擦子再擦鏊子。我特意问摊煎饼的吴师傅油擦子叫什么？他说叫油布子。我问他是汶口人吗？果然他的家离汶口就三里地。他也知道我不远。知道“油布子”，就像是地下党对上了暗号似的。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的背包里还背着煎饼呐。现在是旅游淡季又加上疫情，游客很少，我也没摊成煎饼。看着吴师傅从容地用筢子一圈一圈推着煎饼糊子，鏊子转啊转。人的一生，多像这糊子盆里的一粒小米，被清洗、被浸泡、被打磨，甚至是发酵，就像陀螺一样被推来推去，被摊、被烤、被定型、被储存、被消费、最后消失——在短暂的一生中，蕴含着热量、传递着温度、散发着香气，包容着、接纳着——
据说早先楼德是因为缺粮食、缺麦子才吃的煎饼，丘岭地，不长麦子。早年间煎饼就是主食，过年前就摊下一些煎饼留着正月里吃。现在的煎饼是五花八门的了，除了小米的、玉米的，还有大米、高粱、芝麻、大枣、红薯、大豆、核桃、板栗、蔬菜的等等。太多的种类了。在生活困难时期，主要是地瓜面的煎饼，能掺上棒子面就算是好的了。地瓜面的煎饼吃起来飘、散口，还撕不动。滚煎饼，省柴火。阴雨天的时候，火不匀，鏊子上的煎饼厚薄不匀，滚的煎饼也不好吃。滚煎饼，楼德又叫骨碌煎饼，是用的竹劈子。生活困难时，基本上都是骨碌的。煎饼刮一下子就完了，骨碌的煎饼有麻子点儿。一看是麻子脸的，就是骨碌的煎饼。骨碌的煎饼厚、不好吃、散口。现在即使是在农村骨碌煎饼的也少了，因为地瓜贵了。有天下午，父亲去买牛奶回来给母亲说“卖牛奶的那里也卖地瓜呢，一块五一斤，富晒地瓜。”母亲听了哈哈大笑道“你没学过化学吗？富硒地瓜！”原来父亲没带老花镜，真成了山东秀才了。而不管是富硒地瓜还是蜜薯，母亲都不愿意再碰了。在老家时她吃地瓜已经吃伤了。那些在阴雨天里发霉的地瓜干，让她不堪回首。
在楼德我们住的宾馆后面是一条铁路，再往后就是大片的农田，清晨我走过深秋的田埂，走进收获后的玉米田，没想到看到一丛丛嫩芽正在萌发，这是怎么回事啊？楼德人告诉我那大概是收割机收割的玉米田，往年天旱时看不出来，今年雨水多，落在田里的玉米粒发芽了，有的田里竟然一亩地能拉撒一百多斤玉米，做不到颗粒归仓。根据每亩地玉米的发芽数也能检验出收割机的质量。我想起小时候居住的部队大院周围也是大片的农田，庄稼收割完了，还有小孩子们去栾花生栾地瓜。在即将来临的寒冬，这些玉米嫩芽的命运会如何呢？
我这次来楼德还惦记着给父母买点煎饼带回去。母亲烙饼真的是有十八般武艺的。最擅长的是韭菜饼，葱油饼。另外单饼、油饼、死面饼、发面饼、鸡蛋饼，各种菜饼，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连马来西亚的小外甥都喜欢吃母亲烙的葱油饼。用平底锅时，有时火候不太好掌握。到用电饼铛时，母亲更得心应手了。从平底锅到电饼铛，母亲已经用坏了好几个了。我有时买面包吃，母亲问我，那么暄，就用了那么一点儿面，能撑时候儿吗？母亲仿佛一眼看穿了面包的本质。
父亲前几年查出了血压高、血糖高，爱烙饼的母亲又想办法摊杂粮煎饼，邻居买了两个筢子，给了她一个，她又自创了电饼铛摊煎饼，用小米面、玉米面和全麦面粉。我尝了一下，还挺好吃的呢。母亲说这是你买的全麦面粉。我怕母亲买面太辛苦，还想让他们吃得更健康，给她订了本城送货的全麦面粉、有机新小米。还订了帆布袋包装的，没用塑料袋。但没想到母亲说，那个送货的小伙子挺好的，给我打电话了，我没让他上楼送，让你爸爸下楼提的。我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这是包送的，以后还是让人送到家里吧，价格里都包含了。父亲说我又不是不能动。
母亲也查出尿酸高，母亲改掉了多年吃咸的习惯，还和父亲一起吃杂粮煎饼，每天到公园遛弯。第二年体检尿酸正常了。
父母亲现在年纪大了，爱回忆以前的事。说起老家的饼，父亲说，在我们老家白饼卷鸡蛋是农忙时节才能吃上的美食，也是待客之道。母亲说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才能吃上白饼卷鸡蛋。就是白面烙的单饼卷上扒去皮的白煮蛋，那时已是人间至味。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白饼卷鸡蛋成了天上的月亮。
听母亲说，1960年的一天，母亲80多岁的姥爷拄着拐棍儿，从18里路以外的村子走来，姥娘没说什么，烙了地瓜面和榆树皮碾的面和在一起的饼，生的时候很粘，烙熟了边上炸着，一块一块的，不成个，还炒了一个马生菜。那时的母亲10岁，还在上小学，每天放学回到家先从瓮里舀一瓢水喝，就跑出去薅草挖野菜。老姥爷吃完饭回去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那时的大门都是不锁的。姥娘见了老姥爷说“爷，你怎么又来了”，老姥爷没说话，吃完饭也没说什么，他还得走18里地回去。这次回去就再也没来。过了不久，三舅姥爷来送信，说老姥爷走了。姥娘听了像疯了一样跑了去。听说老姥爷临咽气前想喝一碗面汤都没喝上。就是那一个“又”字，老姥爷是识文解字、知书达理之人。姥娘六个孩子，为了供大舅、二舅上学，大姨、二姨已经下学了，在家里纺棉花干活。冬天里，大姨、二姨把家里被子里的棉花都掏出来纺了线去集上卖。三姨害了眼疾，耽误了医治，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姥娘什么话也说不出。姥娘的心就像地瓜面榆树皮面的饼一样在火上两面烙。老姥爷家在一个大巷子里，大门是一块块黑色的大闸板，年幼的母亲问别人，那是干什么用的？把闸板拿开，好叫拉粮食的大车进院子用的——
这就是我的亲人啊！当我看到最近哈佛大学公布的研究结果：能活过90岁的人的29项共同特征中有一条：“在过往生活中，尤其是青壮年时代，大多数曾经历过冒险和困苦。”时，我又有了一些欣慰。而这次获奖作者发的奖品中竟然有楼德煎饼，我想这也是让我父母欣慰的事。这几年我写作、摄影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我的父母。他们是我的第一读者。我是他们的眼、他们的脚，在他们的脚步不能抵达的地方代他们去领略他们看不见的风景。我给父母讲述在楼德的见闻，就像小时候他们给我讲述一样。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楼德镇新庄村的农民再也不用像范师傅和小范那样背井离乡去打工了。在新庄村，手工煎饼已经产业化。大多数的青壮年都留在本村摊煎饼，在家里摊好煎饼，就有人来收。我的这篇文章在脑海中构思着，从楼德回家后就赶紧写下来了。写文章就像烙饼，凉了不好吃。这几天看到商务部鼓励人们储存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消息，我想是时候备下一些煎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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