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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第四次到包头调研稀土工作,在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说:“我们要努力成为世界上的稀土大国。”

198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第四次到包头调研稀土工作,在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说:“我们要努力成为世界上的稀土大国。”并提出四个奋斗目标:资源第一、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这是他第一次提出“稀土大国”的理想。

稀土,被认为是很多尖端科技的命门。即便是最为严谨的科学家,在描述稀土时,也毫无保留地称其为“21世纪的战略元素”。建设“稀土大国”的起点,比提出这个概念的时间更早。2019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方毅的秘书郭曰方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些年方毅与稀土的故事。

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提稀土技术攻关

1978年3月18日,北京阳光明媚,春天冲破寒冬的禁锢姗姗来临。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正在举行。会议由方毅主持,并由他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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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这是一份在科学事业上影响深远的报告,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尤为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稀土工作者也欣喜地找到了方向——方毅在报告中提出:“大力研究材料科学技术,对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快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多金属共生矿的研究,攻下综合利用技术关,加强铜、铝资源开发的研究,使钛、钒生产跃居世界前列,使铜、铝、镍和稀土的提炼技术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由此,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共生矿的综合利用被列入重点攻关规划。其中,攀枝花以钒钛为主,包头以稀土为主,金川以镍矿为主。包头的白云鄂博蕴藏着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41%的稀土矿物及铁、铌、锰等175种矿产资源,至今仍被称为“稀土之都”。

这是稀土工作第一次被写进大会报告,却不是第一次被方毅关注。郭曰方还记得,在大会召开前几个月里多次听方毅提及稀土。“有一次是在车上,经过复兴门时,首长对我说要抓一抓稀土的开发利用问题,让我关注一下。”当时,稀土、钒、钛等元素是国家急需的原料,尽管我国储量很大,却因提取技术不过关,只能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因此,三大共生矿的利用问题很早就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就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工作有过谈话或批示。包头的稀土矿作为三大共生矿之一,同样备受牵挂。

郭曰方回忆起方毅亲自挂帅组织科技人员攻关的情景:“他决心去抓具体的工作,把这个难关攻下来。”就这样,从1978年到1986年,方毅七下包头,几乎每年都带着100多位科学家、相关部门同志去白云鄂博现场办公,现场研究和解决问题。

对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

1978年7月27日,北京的盛夏格外闷热。这天一早,方毅就打点行装,准备乘飞机去包头出差。“首长出差,都是轻车简行,只带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郭曰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谁知天公不作美,刚要出门,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直到天色将暗,飞机仍无法起飞。郭曰方同方毅商量,要不要通知包头那边改变工作日程?方毅摇摇头:“不行,人家已经作好安排,那么多科学家在包头等着开会,我们不去怎么行。”郭曰方提议改坐当晚的火车,方毅一听,顿时舒展了眉头。经铁道部妥善安排,方毅一行坐上了晚上9点多钟去包头的火车,于次日清晨顺利到达了包头。

从7月28日至8月3日,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冶金部共同组织召开的包头白云鄂博共生矿综合利用第一次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位科技人员与方毅一起就共生矿的综合利用展开热烈讨论。会议结束时,方毅发表了讲话。他说:“包头共生矿是我国的一个宝,而不是包袱,这里有铁,稀土,铌……稀土在钢、球墨铸铁、玻璃陶瓷、军工、电子、新材料等方面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这一段讲话,使与会的科学家都感到非常振奋。有人悄悄说:“方毅副总理对科学技术问题怎么这样熟悉?”“首长对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哪一种金属有什么用途他都非常清楚。因此,首长对包头的150多种元素如数家珍。他真是国家领导人里少有的专家。”郭曰方钦佩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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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内蒙古包头的包钢稀土展览馆。

在这次会上,方毅提出7点要求:一是希望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包钢建设;二是希望包钢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管理;三是大力加强科研项目;四是积极开展稀土、铌的推广利用工作;五是积极推进出口,为国家创收外汇;六是培养、壮大科技队伍;七是限期解决包头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一边讲话,一边深情地说:“白云鄂博这个名字,蒙语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我们千万不要糟蹋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宝贵资源。希望大家都脚踏实地,只争朝夕,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明年我再来和大家共同检阅成果。”

包头共生矿综合利用的特殊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方毅亲任总指挥。这次会议确定了包头矿综合利用的基本方针:主要加速开发含铁多含稀土少的白云鄂博西矿,保证包钢钢铁生产的需要,同时根据国内需要和出口可能,有计划地开采主矿;对主矿实行以提取稀土、铌为主,兼对铁、锰、磷进行综合利用。会议确定了50个科研项目,并决定恢复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由袁宝华任组长,周传典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冶金部。

“我抓矿山工作,

哪有不下矿井的道理”

每次到包头,方毅都要亲自去看看矿山、工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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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方毅(中)在包钢稀土三厂考察。

郭曰方至今清楚记得他陪同方毅第一次来到白云鄂博时的情景:“我陪同首长站在山头上,放眼望去,目光所到之处,皆是稀土矿山,这里真是个聚宝盆。可这个聚宝盆我们长期无法利用,只会炼钢炼铁,等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山下厂地里满是堆放多年、堆积成山的灰黑色矿渣。一下雨,这些矿渣就随着泥水到处流。谁都不知道这些矿渣该怎么利用,谁都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只能就这么堆积着,白白浪费了资源。”

据包钢原总工程师马鹏起介绍,包头共生矿最复杂,选矿和冶炼工业都比较难,特别是稀土的提取分离工艺难度更大。稀土提取分离工艺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不能大量生产各种稀土产品,成本也降不下来。包钢每年从矿山大量开采铁矿石,带出的稀土数量相当惊人,但回收利用率很低,大量的稀土只能从矿山开采下来又回到尾矿坝或进入高炉渣,长期贮存起来。

第一次到矿区,方毅就提出下矿井看看。当地领导以及随行人员一听都吓了一跳,赶忙劝阻说:“下矿井的都是年轻工人,您怎么能下去呢?”方毅非常生气地说:“我抓矿山工作,哪有不下矿井的道理。工人怎么下去,我就怎么下去。”看到他大发雷霆的样子,谁也不敢再阻拦。于是,年逾六旬的方毅戴上安全帽,换上高筒靴子,系上安全绳,同几名工作人员一起,坐上铁皮筐,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中。矿井里黑漆漆一片,地面坑坑洼洼,还有很多积水。大家点着灯,一步一跌地向矿井深处行走着……忆及这一段,郭曰方感慨道:“方毅首长总是对我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走在前面。他是个特别实在的领导。”

等来到厂区视察时,方毅看到,厂区内污水遍地,四处弥漫着呛人的烟气。工人们双手挥举着沉重的铁铲,在炼钢炉前汗流浃背。陪同人员还告诉方毅,不少农民告状,反映羊群喝了包钢排出的废水后就得了病,这严重影响了工厂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方毅听闻,更是痛心。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了他心头记挂的大事。

经过建设,包钢的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厂房内外变得洁净美丽,一座座高炉耸立在宽敞的道路两边,厂房内陈列着国外进口的高级设备,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让包钢这条钢铁巨龙腾飞而起。

几年来,方毅踏遍了这里的每寸土地,视察环境,摸清情况,听取全国有关科研单位的科研汇报,然后部署下一年的工作,解决重大问题,对包头的发展方针做出决策。除了战略方面的部署,方毅对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也亲自过问。

刚来包头时,方毅注意到,在采矿环节,工人把矿挖出来后,放入钢铁管道,矿石顺着管道从山头滚到山脚的冶炼厂里。坚硬的矿石很容易把管道磕破,因此每隔几个月,就得换一次管道,既浪费资源又浪费时间。方毅发现后,就这个问题请科学家商讨出解决办法。经过讨论,大家决定以柔克刚,把管道材质换成橡胶轮胎,这样就不容易被矿石磕破了。

方毅听说矿山的一台关键设备——水泵不过关,便亲自请水泵厂的厂长来察看,要求他尽快安排生产出高质量的水泵,以满足生产需要。他听说包钢生产的稀土钢轨卖不出去,就与科技人员一起研究,千方百计改进钢轨质量,请铁道部通过鉴定,投入使用。

很多次,方毅对包钢的领导说,今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找我。他第一次到包钢冶金研究所(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前身)参观后说:“包钢冶金研究所的装备很落后,搞科学研究,装备要现代化,你们要什么,马上开出单子来,我马上送邓副主席,马上给你们批。”以后几年,包头稀土研究院引进了多台大型检测仪器,大大提高了科研能力和水平。

“一定要把稀土搞上去”

方毅还把目光放在了稀土的推广应用上。1980年,他来包头视察时指出:“因为稀土是新东西,加上过去分离提取比较难,价格很贵,所以用得不多。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稀土的性质和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那么它的应用方面就会逐步打开……我认为,稀土的利用绝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我们的子孙还得干下去,还得研究下去。”

为了让大家都来用稀土,方毅认为包钢应该薄利多销。他得知国内氯化稀土成本每吨8000元,而国外低得多,便要求国内在几年内降到3000元以下。由于稀土成本的降低,大大推动了国内各行各业对稀土的应用。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稀土被更广泛地应用到了高新技术产品中。在一次视察包头稀土研究院时,方毅乘坐了国内第一辆用稀土贮氢合金分离出氢气进行驱动的氢气小面包车,感到非常高兴。他仔细询问汽车的各种性能和数据,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在方毅的主持下,包钢生产建设和科技工作进步明显,企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包钢实现扭亏为盈,结束了12年连续亏损的历史。1979年利润突破1亿元,提前完成“六五”规划产值利润指标。1986年,方毅在最后一次视察包头工作时总结说:“经过8年的努力,攻克了采矿、选矿、冶炼、成材和稀土提取分离等一大批技术难关,使包钢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方毅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81年5月,他不再兼任此职,还特意嘱咐新任院长卢嘉锡,希望他有机会去包头考察一下稀土产业。方毅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把稀土搞上去。”

把稀土搞上去,关键在人才。七八年间,方毅特邀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一同前往包头,共商稀土矿的综合利用。他们之中有李薰、邹元燨、徐光宪、郭慕孙、萧祖炽、袁承业、周传典等著名科学家。

对科学家,方毅很有感情。“方毅首长工作认真,生活也很简朴。在包头,他都和与会专家一起吃饭,从来不单独开小灶。每次临走时,还总是问我,住宿费交了没,饭费交了没?”郭曰方说。

方毅还说过:“不少科学家、老专家为白云鄂博矿的开发利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周同藻同志68岁了,主动报名到第一线。”他写下一幅字“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赠给周同藻。

1979年,几位科学家建议成立“中国稀土学会”,方毅立即表示赞成并大力支持,指示周传典具体筹办。方毅第一次去包头时,正是科技人员流失最严重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和包钢的人谈道,留人必须先留心。为了让年轻的科技人员安心研究稀土,他特意请劳动人事部长赵东宛和管物价工资的人员到包头开会,研究给稀土院职工提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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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学会主办的《中国稀土学报》由方毅题写刊名。

稀土工作者没有辜负方毅的期望。1996年,我国稀土产量已占全世界产量的60%以上,超过了长期居于首位的美国。就是在这一年,物理学家丁肇中在全球范围寻找高性能磁性材料,用于阿尔法磁谱仪探测宇宙中存在“反物质”和“暗物质”的研究。包头稀土研究院击败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单位,一举中标,为该研究项目生产了高性能稀土钕铁硼磁性材料。

方毅曾说:“我们是个稀土资源大国,不仅包头,南方几个省区也有。我相信,我们在稀土领域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做出我们的特色来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有9个稀土开发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甘肃。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从1983年开始申请国际稀土专利,1997年相关专利超越美国。2011年以来,中国稀土专利申请量均比世界其他国家总和还多。

“现在看来,方毅同志狠抓三大工程矿,对我们今天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巨大作用。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稀土的利用将越来越多,很多高精尖材料都需要它,稀土已成为战略物资。当时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对国家发展有长远的战略思考,而方毅同志是落实者。”郭曰方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