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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演讲。

昨天是厉老的生日，这位86岁的老人，犹然精神矍铄、思考不辍，更花了一天时间亲笔写下万字手稿，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出秘方良药，其思路之清晰，思考之深刻，令人震动。

main opinions

精彩观点

谈政府

企业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到规划、引领的作用，还可能有微调，但这个只能是短期的，政府不能老呆在这个位置上，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谈就业

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就业问题，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互联网的出现，还有就是经济中需要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

谈法治

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需要很严密，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人们都希望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所以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的进展，我们必须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谈观念

观念的转变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谈创新

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创新？在熊彼特时代，这是对的。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但100年后的今天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谈企业家

“企业家”是过时的名词。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他们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谈消费

古典经济学讲究最优原则，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但现在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因为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谈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过去已经吃过亏。现在是要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

speech

演讲实录

结构调整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

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而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要让企业能够做到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如果企业做不到，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如果不把供给和需求连在一起考虑，简单地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地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得到重视。

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是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又反复，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最终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各种情况来定。但必须认识到，供给侧改革它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

政府要懂得及时退出

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政府有规划、引领的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第二，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比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等。

但政府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要懂得及时退出，政府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

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来。另外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可以举个例子，供给化开始以后，劳动力从哪里来？劳动力在西欧国家，农民、旧农民，因为农民在农田里头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寻找出路，就进城。

大量农民的进城在西欧这是事实，农民进城是为了找工作，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从50年代以后，我们的户口就变成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户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户口，农民是农村户口。

西欧没有这种情况，农民进城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了。男的可以从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矿工等等重体力劳动，可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钱不能上学。这个问题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定要让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

怎么解决呢？有赖于缝纫机的发明和推广，这在经济史书里是有记载的。缝纫机发明了，于是服装厂就开始了从手工的变成缝纫机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缝纫机的修理者。缝纫机多了，缝纫机就便宜了，缝纫机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点钱、筹点钱买台缝纫机，妇女因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厂去做工，家里还有很多家务事，这样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种缝纫业务，这就解决了就业。

所以第一个阶段，在西欧解决了家庭妇女问题，这样农民在城里变成了生活比较过得去，渐渐地就搬出了棚户区，其他的农民就顶上了，但其他的农民是来自何处，不是西欧国家本身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东欧的农民。

后来又遇到了问题，就业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电。他们说我们竞争不过那些使用电的工厂，但是没有想到电很快就普及、推广了，只要你通上了电，一插机器也转了，农民这个时候利用电力就办起了小作坊。

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修理行业，有汽车、有摩托车、要修理，修理要开小作坊，小作坊用上电了劳动率就提高了，渐渐的人就富裕起来了，就形成了蓝领中产阶级。

所以两次经验告诉我们，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主要是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双11”有这么大量的销售，增加了多少就业？

比如说快递员，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

政府应解决好诈骗问题

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个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物价会上涨，这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就要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感到困难的不是通常的物价上涨，也不是刚才讲的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

电信诈骗、购物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诈骗，都是随着技术发展，这样技术发展以后就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法治的进展是缓慢的，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需要很严密，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人们都有这种希望，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问题不断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说，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观念转变并不容易

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因为跟结构调整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不要着急，应该把目标中的几个目标完成。

刚才讲到第一个目标，是要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不行，“老字号”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号”，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没这个情况，酒再好巷子深，购买很难，我不去购买，因为跟你竞争的品牌很多。

“老字号”有它观念的问题，观念上我是“老字号”，现在看看，死守这个观念，“老字号”有几家现在还能够流行的。我们讲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烤鸭，人家也在改了，不断适应，外卖什么都有。“老字号”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里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企业家”这个词过时了

“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提出来的，100年前提出来的，熊彼特对创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很多成绩。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讲“首个”，首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6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

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说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就叫创新？熊彼特的观点，对啊，当时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所以我们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因为谈到创新问题，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因为企业家把发明家的许多成果拿来用到经济中去，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知道，发明家的发明是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先有创意，无数年轻人很活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创意最重要了。

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市场的创造可以举一个常用到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让他们去和尚庙里去推销梳子。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用什么方法呢？他对和尚说，梳头是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梳子有第二个功能，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名目、清脑、美容、养颜，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第三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百还有好多订单，他是因为仔细观察发现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后头发就乱了，于是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每天在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可以用梳子梳一下，方丈觉得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好几千把，还有好多订单。怎么做到？他对方丈说，庙里经常有人捐钱，那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纪念品，方丈就订购了好几千把。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十来年前的手机也许就一个功能，通话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它们都有新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有创意就行。

跟熊彼特当初的创新概念不一样的，他当初的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等，这的确是熊彼特100年前工业化初期之前。今天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跟100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在当时情况下也不知道怎么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唯一的就是趁现在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当缝纫机工人。

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来的，也包括那些在农村中出去打工，学会了一些技术，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的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生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发现了创意资金就多了。

所以中国整个速度在加快，现在我们这么想，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什么样的？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现在能预料吗？那个时候人们还用货币、钞票吗？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钞票了，钞票就没用了。

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在变。还有企业家吗？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真正的企业家，熊彼特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开始，现在尤其不一定是创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次优选择下的消费

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说需求和供给是种互动的关系。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看不到现在消费的变化你是不好判断的。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古典经济学什么原则呢？最优原则。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开始，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

现在人，最优是做不到的，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知道买最优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谈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场了解的，能够一家一家看，能够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你的成本已经高了，等你再去买已经卖掉了，所以不是最优的。

人家习惯中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就是次优选择。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一盒针拿出来，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优选择。挑针，第一针一看不太直，放那儿了，第二个不太尖，第三个行了，第四个以后就不看了，我费那个劲干吗？

所以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

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既定诈骗增多的话，会有什么情况？法律又没有根治……所以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传统消费方式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不存在了，因为最优没有了，现在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宏观调控作用怎么理解

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货币流通量多少，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新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引起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谈三个问题：第一，重在预调；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其实过去已经吃过亏，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一定要滴灌，滴灌就是精准扶贫。

我们在贵州调研，我之前是毕节地区扶贫的专家组组长，后来是总顾问，就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首先重作规划，山上人要下来，山上人不愿意下来怎么办？盖几套房子在那里，你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回山上住了。我们问你干吗跑上去？他们说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也不能养鸡，也不能养猪，我小孩每天吃蛋从哪儿来？所以一定要精准扶贫。

现在中国正在悄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返乡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更新的表现，现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在陕西考察，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汉江边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就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汉江两岸不准使化肥、不准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种稻子只能用有机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

汉江边上好多县，其中叫西乡县，它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种粮食就不种粮食，我这里地多得是，我把所有地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最好生产地。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树了，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在外头打工，老婆、孩子都分离，家里头没人照顾，父母也老了，赚两个钱还不够路费的呢。回来干吗？种茶树，茶叶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还不够呢，打工的回来都成为优秀的茶叶工人，问题解决了。

另外一个县叫洋县，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飞禽朱鹮，建保护区，让它繁殖。这么多年以来，朱鹮已经有200多只，成了旅游点。朱鹮这种动物有个习性，终身只有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死了，不会再有第二个配偶了。结果洋县变成了附近很多县还有外省的人办结婚典礼的地方，要学朱鹮忠贞不渝，特别礼拜六、礼拜天来度假，有的年龄比较大了，过金婚的、银婚的都来了，把旅游搞起来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

最需要的是创新精神

最后，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创新，一直在为创新论述，这是可贵的。

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认为，20世纪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就是创新，其他的经济术语过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创新留下来了，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

我们现在对于创新要加大保护力度，要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取得进展。

▲86岁的厉老在“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上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