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田舍富硒大米（富硒大米多少钱一袋）

总410期

□黄高德

进入秋天，田里的稻谷金黄了，也许成为一片令人喜悦的风景，而在四十多年前，我故乡的那片风景却让许多农民脸色凝重，看着自己种出来的庄稼，想着粮食的归宿，生出种种担忧和烦恼。

我的故乡是一个叫纳米的小屯，只有十来户人家。叫这个名称，并不是取意现在流行的“纳米技术”，而是壮话套用汉音。“纳”在壮语中是田的意思，“米”不是大米玉米，而是指橄榄。纳米，就是旁边长有橄榄树的稻田，你看多有诗意，多么令人神往！我的故乡自古以来就是水土肥沃，阡陌纵横，是个养人的好地方，所以我们那一带的村庄名称多缀有“纳”（或作“那”，即稻田）字，除了纳米，还有纳康、纳庭、纳坝、纳农、纳良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集体生产时期，纳米屯属巴马瑶族自治县羌圩公社健康大队，东与都安瑶族自治县的江南公社接壤，南边是百色的平果、田东（解放初期健康属田东九区）。灵岐河从田东流出，一路向东，穿过巴马的那桃百林，流到羌圩的拉巴屯附近，突然折向北，拐个大弯，再走十来公里，汇入红水河。就在这个拐弯处，引出了一条纳米的“生命线”。

纳米屯因为太小，不好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参与大队、公社的批林批孔、阶级斗争、学习“老三篇”等活动，于是依附到距离百米的纳农（意思为大森林边的稻田）屯合称纳农生产队，全队共四十来户人家。

拉巴屯村头在健康河即将汇入灵岐河的地方（汇入处即灵岐河向北的大拐弯），河上有一座小石拱桥，是健康村与那良村的分界线，从小桥到纳农三四公里的田地都是属于纳农生产队的。七十年代初，生产队在灵岐河大拐弯处引了两条直径大约五十公分的大水管，往高坡上引一百多米，修了一条大水渠。于是，从小桥到纳农几公里，路上路下的旱地都改造成梯田，全部种上水稻。你想啊，三四公里长、近两百米宽的范围全部是水田，加上原来小河边有百来亩祖祖辈辈耕种了几百年的老田，具体总共多少面积，没人说得清楚，大概每户平均有十几亩吧。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一到春耕时节，大人们一天出四段工——凌晨四点起床，到田里做两三个小时活路，叫“早战”，七点左右回家，热些隔夜旧饭，叫孩子起来上学，八点又要出工。十二点回家，煮饭，喂喂猪鸡，没有午休，忙完家里活，又该下田了。下午六七点收工，吃罢晚饭，还要加一段工，干到夜里十一点，叫“夜战”。因为田太多，虽然是黑对黑地忙碌，但还是赶不上季节的脚步，种完最后一块田的时候，回头看最先种的那片田，稻子已经抽穗了。

因为田多，纳农生产队在外面颇赚些虚名。队里的年轻人讨老婆是不费周折的，附近十里八乡的人听说来村里问某家姑娘“八字”的年轻人是纳农队的，马上欣然答应，即使“八字”不怎么合，或者听说男方有些不足，导致姑娘有些犹豫，但父母还是积极主动动员女儿：“纳农的水田在全公社数第一，家家住瓦房，你嫁过去不愁吃不愁穿，不像我们这里一年到头才得吃几餐干饭。”加上亲戚们不断的撺掇夸耀，姑娘还是冲着纳农的大米羞涩地点了头。

当时种的稻谷品种比较多，特殊品种有红壳糯、长须糯、香糯、粳米等，一般品种有“广选”一号、二号、三号。队里还在粮食增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不断改良品种，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力争“亩产粮食超纲要”（纲要的标准定为亩产八百斤）。一到收获季节，队里交公粮的社员像一支庞大的蚂蚁队伍，将仓库里、晒场上的稻谷挑到大队粮站的仓库。在粮站的外墙上，挂有一张各队交粮进度排行表，每年纳农总排在第一，代表产量的红杠顶到表格的最上边，差点蹿了出去。而第二名不到我们队那根红杠长度的五分之一，往后更加不用说了，有的队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集体生产时期，田地是公家的。田多了，队里就显得慷慨大度，把一些较偏远、田埂高的田块送给缺少水田的生产队耕种。如良扛、怀能、那朝、六勒等队，每个队都在纳农队的地界里耕种二三十亩水田。在“送田”决策环节，作为队干，我的父亲表现得非常积极，极力主张。分田到户以后，这些田都归耕种的队所有，那些队的人都说父亲是“大善人”，让他们能吃上大米饭。父亲是队里的会计，整天在仓库拨弄算盘。

当时的小学课本有这么一首诗：“过去地主算盘响，卖儿卖女去逃荒；现在队里算盘响，贫下中农喜洋洋。”秋收之后，公粮交完了，轮到队里按各家各户的工分分配粮食，这时是父亲最忙的时候，工分的统计、粮食的折算来不得半点疏忽，否则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吃饭大事。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得不很严格，每户都生三五个孩子，多的有七八个，一个家庭十来口人，吃饭确实是一件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别看纳农生产的粮食那么多，但拿大半去上交了，剩下的小半才分到各家各户，一些家庭就显得相当被动。这些家庭主要是人口多，大人不大会盘算，出工不太勤，也不养鸡猪，没有钱买猪油。油水少，肚子刮，饭量就大，一餐要吃三四碗，分到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每年都是“缺粮户”。即使队里留些“机动粮”，但你借了“机动粮”，而下一年工分没有增多，家境没有改变，还了“机动粮”，又出现了新危机，造成恶性循环。而且，队里的“机动粮”也是有限的。所以到了每年的农历三四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青黄不接”季节，许多“缺粮户”都想尽各种办法度过粮荒。健康大队有五六个队住在山坡上，虽然没有水田，但旱地多，种植大片大片的玉米、红薯、南瓜，这些粗粮虽然不怎么可口，但足以应对饥荒，不像纳农除了大米就没了果腹的储备。所以一到“青黄不接”，缺粮家庭的大人就背起布袋，上坡借粮。坡上人也挺仗义，都是乡里乡的，而且沾亲带故，自然不让借粮人空手而归，装上四五十斤玉米，外送半袋红薯，并嘱咐：“到时能还就还，还不了就算，我们不缺玉米红薯。不够吃继续来要，千万不要饿了孩子。”新米刚刚分配，缺粮家庭急忙将分到的生谷放到火灶上的架子熏干，然后舂壳簸糠，煮上一大锅干饭，全家人狠狠吃上一顿，安抚瘪了一季的肚子。

记得有一年早稻刚刚收割，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们小孩不认得，连父母也没见过。他站在门口，红着脸自我介绍，说他是太祖母的远房亲戚，家在邻县江南公社的山弄里。因为家中已有一个多月揭不开锅，吃野菜米糠度日，几个孩子都浮肿了。听说我们这一带盛产稻米，现在早稻收割了，他就横下心，厚着脸皮，走了两天，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断了几十年往来的亲戚，意思是要借几十斤谷子，将就度过十把二十天，等过半个月玉米成熟，他才折算偿还。父亲想了想，好像爷爷在世时曾提到过有这么一门拐弯亲戚。于是热情地把他让进家，杀了一只鸡，拿出一斤土酒招待，并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母亲用两个布袋装了七八十斤还未来得及晒干的谷子，小口袋装了几斤黄豆，又捉了一只鸡，整了满满一挑，给他带回家，并嘱咐他说，这点东西不是借给你的，拿回去好好跟孩子们吃一顿饱饭。现在认了亲戚，以后常来走动，我们得空也去看看你们。那位亲戚感动得竟不知说什么好，两腿哆嗦差点跪下来，两行热泪扑漱漱地从昏浊的眼睛里奔涌而出。父亲将担子放上他的肩膀，他才一步两回头，依依不舍地走了。只是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

故乡有一句俗语：吃春节忧虑，吃十四安逸。过完春节，就要进入忙碌的春耕生产，而且有些家庭又要面临三四月的饥荒，又要安排一年的生计，这些都会令人操碎了心。而到了七月十四中元节，田野一派丰收景象，即使是老牌“缺粮户”，起码到来年春节这段时间不愁饿肚子。

母亲本性勤劳坚韧，比较善于持家，对家里一年的衣食安排得有条不紊，努力挣按件工分。

家里常养十几只鸡鸭、两三头猪。她还在自留地里种些糯玉米、小米、芋头之类的作物。我们家虽然一个月才吃回把肉，但油却没有断过，也许肚里有些油水滋润，所以我们家的人饭量不很大，最多两碗。母亲身体单薄，家里田间不停忙碌，吃饭时却从来不见她舀第二碗。我们家基本年年余粮，吃的基本上是大米。有一次去外婆家，外婆煮玉米稀饭，我吃了一碗，味道不错，于是由衷喊道：“外婆对我真好，煮这么好的饭给我吃！”外婆感慨道：“外孙啊，外婆对不起你，外孙来了都不能煮一餐大米饭给你吃。你这么说等于往我的伤口撒盐啊，外婆家确实只有玉米了。”我当时真的认为玉米饭好吃，不理解外婆为什么说这番愧疚的话。

因为见我家过得相对滋润，队里有些人忍不住“红眼病”发作了，到公社告状，说父亲贪污。

后来公社、大队、生产队联合成立清账小组，将近几年的账目逐一核对，结果分毫不差，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状的人自讨没趣。

那时大队文艺宣传队经常下队表演。每次到我们队，男女老少像过节一样，早早吃了晚饭，拿张凳子到操场占位子。文艺队演员的扮相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帅，表演的节目生动有趣。甫一登场，先来一段开场白：“今晚上舞台，开什么节目？批准林彪孔老二，三句半。”接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三句半”形式，表演紧跟时代、贴近群众的快板，接着有二胡、笛子演奏，有唱歌，有革命样板戏片断……看得我们如痴如醉。但是最令我们羡慕的是他们的那顿宵夜，每次到队里演出，队里都杀一头猪、煮一大锅干饭招待。母亲煮大锅饭最拿手，从不结锅巴，所以每次演出，母亲都负责煮饭。有时演员吃完，剩十几块肉几碗饭（也可能是演员故意剩的），几个做后勤就分了，拿回家给孩子做宵夜。每当母亲分了一份回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立即风卷残云般消灭掉，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味着节目和肉味入睡。多年以后，听一位当年的文艺队员说，我们就喜欢去你们生产队表演，干饭猪肉吃个饱，不像有的生产队是玉米稀饭加红薯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以后，纳米屯从被捆绑在一起多年的纳农生产队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单元。而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也废弃不用了，数百亩水田就成了旱地，只种玉米、黄豆、花生，水田就是祖祖辈辈种了几百年的那百来亩，一户分得两亩左右。不过田地承包到户，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脑子也活了，种养品种多样了，有的还做点生意，或外出打工，“青黄不接”的饥荒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段以吃干饭为终极目标、以吃玉米稀饭为无奈的岁月已经远去。现在去饭店吃饭，有些吃得脑满肠肥的人士颇为时尚地点一钵价钱不菲的玉米糊，说是养生，返璞归真。有的人则打趣说，我们是为了不吃玉米才拼命读书，逃离农村。现在到城里了，你还吃这种东西？虽是开玩笑，但回想起那段连玉米饭都吃不饭饱的日子，的确令人心情沉重。

前不久回了一趟老家，看到那一大片曾经是水田、后来变成旱田的梯田，现在承包给人种甘蔗了，流行的说法叫土地流转。就连那百来亩老水田，大半人家已不耕种，很多家庭举家外出打工，多年不回老家，有的在广东或在县城买了房子，离开了土地。留在老家的人，一家种几家的田地，通过科学种植，产量提高，收益也不错。现在村里没有了耕牛，耕作都用小机械，插秧也不用弯腰，只是站在田埂上抛秧。也不须耘田，因为施了除草剂。公粮不用交了，种子有政府补助。但是还有很多农民告别了土地，打工半个月，顶得上种田一年的收入。口袋有了钱，想吃什么米都可以买得到。

现在不少地方将田地、粮食进行包装，改造升级，如开发田园观光游，开办农家乐，提供采摘体验，种植富硒大米等。时代发展了，田地、粮食的内涵也跟着改变、丰富。

提到农民，往往联想起田地、粮食、耕牛，现在那些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又该如何称呼呢？他们内心是否还有土地的影子，是否有一丝失落感？

每次回到故乡，临走前，姐姐都要装二三十斤米给我带回，说这是老家土地种出来的大米。有时还强调说是再生稻，不施化肥农药，没有污染。

每次我都没有拒绝。

故乡的粮食带着浓郁的故乡味道，透着醇厚的泥土气息，饱含深沉的亲情厚意。

故乡的田地里，但愿永远生长着寄托我的牵挂和期盼的粮食。

黄高德大化县人，《河池日报》主任编辑。广西作协会员，河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池市网络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各种散文集、报告文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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