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亢为啥要补硒（甲亢补硒）

硒与甲状腺的关系

众所周知，碘在体内参与甲状腺素的合成，发挥重要的生理作用。而另一种微量元素——硒，同样与甲状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硒的抗氧化、抗炎症作用逐渐被发现，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也在一步步地揭示硒与甲状腺之间的“秘密”。

硒的生理功能

人体很多重要生理活动均有硒的参与，其他微量元素通常以辅因子形式协助蛋白发挥作用，硒则作为硒代半胱氨酸的构成成分，并进一步构成各种特异性硒蛋白而发挥生理作用，后者在人体内的主要存在形式包括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s）、硫氧还蛋白还原酶（TRs）及碘甲腺原氨酸脱碘酶（DIs）等[1,2]。

GPXs 催化过氧化氢（H2O2）和有机过氧化物的还原，保护细胞免受氧自由基的损伤，该酶中硒代半胱氨酸位于蛋白的催化部位，所以把硒认为是一个抗氧化剂[2]。

TRs 和 NADPH 构成了硫氧还原蛋白系统，是所有有机生物细胞内的主要氧化还原系统。此外，硫氧还蛋白还原酶还可影响一些转录因子（NF-K β, Ref-1, P53）的调节和基因的表达[1,2]。

DIs 在体内有D1、D2、D3三种异构体，催化甲状腺素（T4）向三碘甲腺原氨酸（T3）以及反三碘甲腺原氨酸（rT3）的转化，根据所在器官或组织的不同，其各自的催化作用也有所区别[2]。

甲状腺与硒蛋白

甲状腺是人体内硒含量最高的器官，单位体积硒含量也高于其他组织[1]。甲状腺组织表达 GPXs、TRs 和 DIs 等特异性硒蛋白，在激素代谢和抗氧化应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过程依赖于甲状腺球蛋白的碘化，包括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PO）和 H2O2 均参与其中。H2O2 的合成过程对甲状腺细胞有潜在的损伤作用，而促甲状腺激素（TSH）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调控这一过程。在 TSH 不足的情况下，GPXs 的可降低细胞内的 H2O2 水平，保护甲状腺细胞不受氧化应激损伤[2]。

甲状腺细胞内存在 D1、D2 两种脱碘酶，硒作为其重要组成元素，间接影响 T3 的合成。而在脱碘酶表达不足时，机体可能通过从其他高表达硒蛋白（如 GPX1 或硒蛋白 P）的转化过程中获取硒来进行合成，这两种硒蛋白因此可看作体内的硒储备[3]。

硒缺乏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

硒水平的异常将导致甲状腺功能失调，甚至引起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疾病。国内施秉银教授团队在陕西省安康地区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缺硒地区总体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及甲状腺肿大）患病率显著高于富硒地区[4]。

硒缺乏使 GPXs 和 DIs 的活性降低，从而使 H2O2 在甲状腺细胞内堆积，导致甲状腺的损伤和甲状腺激素代谢异常。2002 年，德国有学者报道持续的补硒治疗可使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滴度明显下降，同时甲状腺的超声结构也有所好转[5]。

关于硒水平和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前述提到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缺硒地区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病率更高，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补硒可引起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改变[2]。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Rayman 等的研究发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老年人群中补充不同日剂量的硒并不会造成不同个体间甲状腺功能的差异[6]。

补硒的最佳时机和剂量

鉴于甲状腺疾病与硒的关联，对血清硒水平显著低于健康人群的患者，应考虑适当补硒，但要注意掌握好补硒的时机和剂量，避免摄入过多引起硒中毒。

研究发现，血硒水平

此外，不同人种或不同地域的人群血硒水平不一，补硒推荐剂量也不同，美国的推荐量为 55 μg/d，英国为 75μg/d，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缺硒，补硒推荐剂量为 50～250 μg/d[1]。对于特殊人群，成人孕妇和乳母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 400μg/d，半岁和1岁婴儿适宜摄入量分别为 15μg/d 和 20μg/d，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分别为 55μg/d 和 80μg/d[7]。

此外，正如铁蛋白更适宜用于评估铁营养状态一样，新的学术观点认为，相较于血硒水平，硒蛋白 P 作为体内硒储备的形式，是衡量硒营养状况的更好指标，但是否作为推荐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的检验。

妊娠期抗甲状腺药物的副作用

妊娠期抗甲状腺药物（ATDs）的副作用、尤其是引发后代先天缺陷的风险引人关注。近年来丹麦学者Andersen SL和Laurberg P等围绕此专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2014年，他们发表在欧洲内分泌杂志（Eur J ENdocrinol）和甲状腺杂志（Thyroid）上的研究显示：ATDs相关的先天缺陷发生于2-3%的有妊娠初期ATDs暴露史的新生儿；发生的先天缺陷中，甲巯咪唑（MMI）和MMI前体药物卡比马唑（CMZ）相关所占比例较大，且程度较为严重。MMI/CMZ应用导致后代先天缺陷的危险时期在孕6-10周；如果妇女在孕6周前停服MMI和CMZ，后代发生先天缺陷的风险可降至最低程度。同时，来自丹麦全国登记调查也发现，妊娠初期丙硫氧嘧啶（PTU）治疗也可引起后代发育缺陷，尽管明显轻于MMI/CMZ暴露所致畸形，但是多数仍需接受手术治疗。

他们还注意到，149名甲亢孕妇在早孕期间常规从口服MMI/CMZ转换为PTU治疗，但其中仍有13名儿童（8.7%）发生了先天缺陷，显示这种药物更换未能完全预防先天缺陷的发生。因此，他们提出：如妇女能在孕5周末之前终止ATD治疗（而非仅仅更换药物种类），才可能几乎完全消除其后代出现ATDs相关先天缺陷的风险。

2016年初，该研究团队又在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发表了丹麦大样本调查结果。研究纳入了1973–2008年间在丹麦经过注册的新生儿母亲（n = 2 299 952），找出她们中在1995-2010年间应用过ATDs者。结局事件为发生粒细胞减少症、肝功能衰竭和/或后代先天缺陷。为了评估妊娠期间ATDs副作用的发生率，1996-2008年间所有新生儿母亲（n = 830 680）均被纳入亚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人群中，28 998 人接受了ATDs治疗（2115例妊娠），其中45例（1例妊娠）发生粒细胞减少症，10例发生肝功能衰竭（1例妊娠）。这相当于每10年中，每5百万人中就有41人发生粒细胞缺乏症和11人发生肝功能衰竭 [粒细胞减少症：ATDs应用者中占0.16%（MMI: 0.11%，PTU: 0.27%， P = 0.02）；肝功能衰竭：ATDs应用者中占0.03%（MMI: 0.03%，PTU: 0.05%，P = 0.4）]。

大部分患者（83%）ATDs治疗的副作用发生于治疗后的前3个月内。有25%的患者发生于ATDs治疗复发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期间。妊娠期应用ATDs可能使3.4%的新生儿发生先天缺陷（每10年、每5百万人中有44人发生先天缺陷）。妊娠期间ATD治疗导致的先天缺陷发生率要比此期间内粒细胞减少症和肝功能衰竭的发生率高7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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